中华经典以其历久弥新的精神内核，串联起民族认同与个体心灵。在传承与创新中，持续为文化立根，为时代铸魂。

主持人

唐萌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编辑部编辑

嘉 宾

李芳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

赵培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编审

吴刚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

唐萌：“诗、书、易、语、孟、雅、孝”，然后是“三礼、三传”，正好完成了十三经的文化建构。经典的经典化过程，就是在经典化建构的过程当中——可能教育、可能政治因素，也对经典的产生（起到了作用）。汉武帝指定了这“五经”，那么这“五经”就很快会成为经典。还有没有更多的民间因素，在建构经典的过程当中起到了什么作用？

吴刚：我觉得民间因素肯定是有。《三国演义》在清代的时候，在当时的盛京（沈阳）就已经开始翻译《三国演义》了。翻译《三国演义》的目的，其实我觉得还是儒家的这样一种思想，“忠义爱国”这样一种思想，它是被人们所需要的。

赵培：我做过一个经典的标准判断。经典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，就是“经典具有相对性”。什么叫相对性？就是刚才李芳老师说的俗文学经典、吴刚老师说的民族经典，还有我刚才谈论儒家经典，它们其实互不排斥，在某一个领域、在某一种程度上，它们都是经典。所以经典还有几个标准，首先它具有典范性。就是一个文本，像吴刚老师刚才说的《三国演义》也好，《金瓶梅》《西厢记》也好，这些经典会被模仿，就说明它是具有典范性的。另外一个，经典肯定是要有一个经的系统和一个解释的系统。从小说的角度，俗文学的角度来讲说，不仅有一个经的文本，还要有一个解释它的一个文本，这个才是一个基本结构。另外一个经典是什么？经典从文学的角度，它的文辞体势、它的章法会被不断模拟。

唐萌：我就想经典的“经”字和“典”字，一定有共同的文化信仰、共同的情感认同，最后实现我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。所以是经典，让我们所有的民族、所有的人们关联在一起、凝聚在一起，这才是我们民族认同最有根基、最有文化力量的部分。我就想文化的经典和经典的文化，我们无论什么时候去谈，都有历久弥新的价值。所以我就想请三位对经典，提出一个自己心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经典，来指导我们去阅读、我们去阐释、我们去对它进行再研究。

李芳：可能《西厢记》经典地位的确立，其实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，也非常有经典性。《西厢记》有一个确立的过程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觉得《西厢记》是谈起戏曲来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书。可是在元代并不是真的那么受到欢迎，可能跟关汉卿、白朴比起来，跟我们熟悉的元曲四大家比起来，它不是那么的受到欢迎。所以我们的老前辈幺书仪老师，她有篇文章叫《〈西厢记〉在明代的“发现”》，是明代文人重新选择了它（《西厢记》），明代文人把它经典化了。王实甫在写作《西厢记》的时候，可能个人那种“愿有情人终成眷属”这样的一个意思在后代被放大了，然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，给了它一种新的诠释。

吴刚：我也是研究《西厢记》，然再提《西厢记》可能重复。但我觉得可以对比着来讲，因为我觉得《三国演义》在我们中华各民族当中，还是很受广泛接受的，因为它反映了一种当时三国时期的政治和军事面貌。另外一种情况像《西厢记》，它反映了婚恋题材，《西厢记》比如在东北地区当中，像人口较少民族，像达斡尔族，它进入达斡尔族的社会当中，通过这个现象能反映出来达斡尔人在清代时候的婚恋观，他的这种生活的面貌，我觉得这个也很有代表意义。所以我觉得不管是《三国演义》也好，《西厢记》也好，它都反映了我们各个民族，从各个层面来接受我们中华的经典。

赵培：其实我大概是有几部书，它对我来说是个“集团”。传统子书里边的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它代表儒家的，然后对中国人来说，我觉得还要再加一本《庄子》，就是说我们的进退出处，很多时候可能（有）两面的一些东西，我们很多时候积极进取的时候，大概就是儒家的精神，然后我们可能遭遇挫折，生活上遇到什么，可能就是道家的，所以我是推荐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和《庄子》的。但是又有另外一个书，它主要是来解释的，它的特点其实里面也包括《论语》，包括《孟子》，但它又有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就是我们说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。那么我现在为什么还要再推荐这个书？想了解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？可能这些书都是桥梁。

唐萌：刚才我们谈到了经典的过去和经典的现在，我就想再请赵老师谈一谈经典，在当下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它有什么样的价值，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和意义？

赵培：从个人层面来讲，我觉得经典就像钱锺书先生说过的一句话，原话我记不住了，大概是说就像研究物理学的这样一部著作，可能第二年或者第三年很快就会被淘汰掉。但是他说亚里士多德的《伦理学》这些著作是可以常读常新的，为什么？是因为这关系到，人个体它的属性只要不发生变化，传统的经典就会发生作用，因为它是关系到人的灵魂，关系到心灵，所以我觉得其实不仅仅是当下，只要我们这个人类群体存在，经典肯定是会常新的。

吴刚：因为民族经典首先需要翻译，让我们国内各民族群众，还有国外的读者来接受。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民族经典像“三大史诗”，它在国内汉文本也有，在国际也是广泛传播，还有我们国内各少数民族本身也有自己的民族经典，像维吾尔族的《福乐智慧》、蒙古族的《蒙古秘史》，但是又出现了很多译本。第二个民族经典的传播方式其实就是改编。像“三大史诗”，现在我们都改编成动漫、电视剧，然后通过动漫的形式来被我们各族群众广泛接受，所以我觉得改编按照我们现在的这样一种传播方式，它将来会改编成各种形式，通过各种形式来被我们国内外的群众所接受，第三个我觉得还是研究。我们各民族的经典，需要我们广泛挖掘它的价值和意义，更主要的是我们挖掘它的那种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。

李芳：可能是因为我一直研究戏曲，所以戏曲其实是跟当下生活结合得非常紧密。其实我一直很关注的话题就是戏曲文本，通过什么样的传播途径和我们当下的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。所以在当下来谈这个问题，我觉得起码我们有几个非常好的样板，比如说，青春版的《牡丹亭》等于是把年轻人重新拉回剧场。剧场肯定是舞台表演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载体，如果你不再进剧场看戏，其实我们光通过文本是不能让人领略到戏曲经典魅力的。所以有了青春版《牡丹亭》之后，我们发现大家会对传统的戏曲演出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认识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进到剧场里。我觉得这也是从正面角度来看，对我们经典的这种传承是非常好的，因为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文本的形式，我们一定要通过多方面的形式来表现我们经典的魅力。

唐萌：比如说我们的《哪咤2》，比如之前的《黑神话：悟空》，虽然我不打游戏，但是我想，无论是什么样的传播形式，无论是什么样的文本载体、演播方式，但是火的始终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，吸引我们的始终是它内在的这种经典文化、文明传承的这种价值和意义。我想还是回到“横渠四句教”当中说：我们是研究经典的，我们是发现经典价值的，我们也是来建构新时代的经典的，所以我们是“为天地立心”者，“为生民立命”者，“为往圣继绝学”者，我们也是“为万世开太平”者。